南方月刊：新加坡式的“以人为本”

06 July, 2008 01:23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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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们在强调‘做大做强’的同时，常常忘记了为什么要做大做强。”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的这个问题，让我们思考，怎样勾勒一个大写的“人”字。新加坡“居者有其屋”的政策理念，惠顾弱势群体的制度设计，鼓励自我发展的调控办法，能给予我们启迪。

带着对“居者有其屋”的花园城市的美好遐想，南方杂志记者不远千里来到新加坡。载我们从机场到酒店的出租车司机是一位老伯，老伯斑白的头发，引起我们对他年龄的兴趣，一打听，已有68岁高龄。

在国内，这个年龄的老人或含饴弄孙，或颐养天年，鲜有在岗工作者。这位司机老伯却工作热情高涨，要“自己赚钱，出国旅游”。新加坡算得上是个富裕国家，2007年人均GDP已超过3万美元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新加坡人是否享受到了发展的成就？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？

86％的居民住进“政府组屋”

    “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庭，政府将照顾全体人民，让人人分享国家进步的果实。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经在公开场合数次作此表态。政府施政因此深深植入了新加坡式的“以人为本”理念。

    在40多年时间里，新加坡政府建造了90多万套组屋，让全国86%的人住进政府组屋，另外14%的高收入阶层拥有私宅。在新加坡，93%国民拥有房屋的产权。如今，新加坡已是全球唯一达到百分之百有房率的国家。

    李方豪（化名）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，他从普通老百姓的视角，见证了新加坡的住房变迁史。他清楚地记得：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们一家六口就挤在简单破旧的亚答屋（一种用棕榈叶搭盖的小木屋）里。” 亚答屋是当时老百姓生存环境的一个缩影。建国初期，新加坡政府面临严峻的住宅问题。据统计，当时200万人口中有40%的人居住在贫民窟和窝棚内，能够住上像样住宅的人口只占居民总数的9%。

    上世纪80年代末，李方豪一家购买了一套67平方米的三房式政府组屋，价值2万新元。三年前，他们以18万新元的价格将组屋出售，在宏茂桥小区购买了一套 85平方米的组屋。李方豪给记者算了一笔明细账：“新房价值22万新元，从卖房款中拿出16万元作为首付，目前每月还贷500新元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压力。”

    新加坡一直推崇要建“让人民负担得起的住房”。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对组屋的定价不以成本为考，每套房子都是亏本卖出去的。“而亏损部分由政府资金填补。”来自建屋局的消息称，在2006年至2007年财政年度，建屋发展局亏本7.4亿新元（约合37亿元人民币）。而从新加坡政府开始拨款至今，政府补助金已经为组屋项目补贴159亿新元（约合人民币900亿元）。

“全民分红”，向弱势群体倾斜

    53岁的李方豪，目前是新加坡某企业的普通技术人员，他的太太则是一家四星级酒店的会计。他们各自的月收入在2000多新元左右，这在新加坡是普通老百姓的平均收入水平。 “此次分红，一家三口总共收到2100新元，其中90多岁的父亲1200新元、自己500新元、太太400新元。”李方豪高兴地告诉记者。

    这是指政府送的(农历新年)红包。去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(约合人民币320亿元)，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记录。因此，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新元(约合人民币90亿元)还富于民。

    2001年，亚洲金融风暴之后，新加坡处于经济衰退中。一些年纪较大或工作技能不足的工人及其家庭所受影响最大。目前，新加坡约有30万工人月收入不足 1200新元(约合人民币6000元)，属于低薪阶层。为帮助经济困难的民众渡过难关，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了“新新加坡股票计划”，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方法，从多年财政盈余中拨出资金，向国民免费派发股份。

    新加坡政府把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，作为“分红”的核心原则，在惠及每一个新加坡公民的基础上，向老年人、低薪工人和困难家庭倾斜。“分配数额以个人收入和房屋价值为标准，收入和房产价值越低的个人获得的分红越多。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吴伟告诉记者。以2006年为例，新加坡总值达14亿新元的“增长分红”面向所有成年公民，45%的人口可得到最高额度800新元的分红，涵盖了所有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。

    除此之外，新加坡政府还通过房屋津贴，补贴组屋杂费、水电费等，对低收入者提供帮助。新加坡政府在2006年推出了“额外房屋津贴”计划。李显龙说，该计划目前最高津贴额是2万新元，未来将提高到3万新元。此外，领取津贴的家庭收入上限也将从3000新元提高到4000新元，这样将涵盖新加坡所有的低收入家庭，协助他们购买组屋。

    正是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的政策，使得新加坡政府赢得了更多民心。

机会均等≠福利均等

    新加坡不养懒人。一方面提倡国民机会均等，另一方面坚决拒绝引入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。李显龙表示，新加坡无力采用北欧国家的福利体系，因为这会推高成本，而且不会再有投资进入。

    接连受到经济衰退的冲击，新加坡国民经历了裁员、减薪、再就业的严峻考验后，首度提出了就业奖励计划，让那些愿意就业的低收入阶层得到政府的补贴，不至于因为收入不足而陷入困境，也不至于因此而丧失工作意愿。“就业奖励花红”是专门针对40岁以上、月收入不足1500新元的新加坡人所设立的。“对于所挣的每一新元，政府都给予相应的奖励：大部分是现金，其余的都打入公积金账户。”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政策与研究助理署长李宜佳表示。

    为鼓励新加坡人继续工作、自力更生，只有在前一年连续工作至少6个月的工人才能获得这笔奖金。以2006年为例，政府宣布分两次分发“就业奖励花红”。奖金数额从150新元至1200新元不等，个人收入越低，得到的“红包”就越大。预计超过34万名低薪工人领取了总值1.57亿新元的“就业奖励花红”。

    李显龙说，工作福利制将是新加坡社会安全网络的第四大支柱。这将是新加坡推行公积金制度、建屋局“居者有其屋”计划和三保计划（即保健储蓄、健保双全和保健基金）之外，另一个意义深远的社会安全机制。唯一的不同在于，前三者是以全民为目标，而就业奖励则针对亟须给予关怀和援助的低收入阶层，并鼓励他们自食其力。

采访札记

感受新加坡人的职业精神

    在新加坡采访的日子里，有一件小事给南方杂志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是在去人民行动党总部采访的路上，当记者向出租车司机报出前往地址后，司机困惑地摇摇头，表示只知道大概方位。令记者意外的是司机的反应。他立刻拿出自己的电话向公司询问，未果，又转而通过电话查询台接通了人民行动党总部前台电话进行询问。由于目的地位置偏僻，司机在途中三番两次地向人民行动党前台确定方向，最终七拐八拐地将车开进组屋区内，将我们送到了毫不起眼的人民行动党总部门口。

    相比记者在一些地方多次关于出租车的不愉快遭遇，新加坡出租车司机的职业精神的确令人钦佩。在一个星期的采访中，我们发现，这种执著务实的职业精神已经渗透到新加坡人的骨髓里。

    在赴新加坡采访之前，记者听到了一种说法：学习新加坡——一个城市国家的治理模式，于广东而言可借鉴之处并不多。管理一个几百万城市人口所需要的制度、技术，恐怕与管理一个有几千万人口且夹杂了城市农村的省份有天壤之别。的确，广东解放思想需要破解的难题实在太多。且不说冲破思想桎梏，调整复杂的利益格局，单就区域协调、社会保障、外来工等具体的现实问题，其错综复杂程度就非一个城市国家所能比拟的。但成功之路有相通之处，新加坡人为什么能创造“将一个独立的岛国变成亚洲最繁荣的国家”的奇迹？

    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具有执著务实职业精神的新加坡人是国家的脊梁。接访选民、吸引优秀人才、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……记者在新加坡所见所闻的很多做法并没有特别与众不同，之所以能取得成效，原因无他，只因为新加坡人人认真做事，将博采东西方文化之长形成的治国理念落到了实处。

■中国广东省委主办《南方》月刊特派新加坡记者母发荣郭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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